有些读者可能会反对说，我们在依赖贫穷和诸众这些概念时，完全不可救药地混淆了马克思的概念，比如说，分不清因为暴力性的剥夺而导致的“前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因为雇佣劳动和剥削而导致的资本主义的苦难之间的差别。正因此，我们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也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特征。我们的批评者可以说，甚至空想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如此神秘化马克思与科学社会主义对剥削的分析。但是，我们要坚持说，我们的方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一样，都是唯物主义的，但部分是因为劳动和剥削的性质改变了这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详细分析，我们推翻了与工人阶级相关的某些传统观念。一个很关键的变化就是，当下的剥削不再为生产的功能服务，只是成为支配的工具而已。这就对应了如下一个在世界各地以不同方式和语境出现的事实，即生活和工作为流动性和灵活性所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剥削体制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日益加剧，雇佣工人和穷人不再臣服于各不相同的生产条件，而是同时被吸纳入生产者的诸众之中。穷人不论是否领取工资，都不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原点或地理边界，而是日益进入中心地带—因此，穷人的诸众就处于革命性改造筹划的中心。[66]
论身体1：作为事件的生命政治
我是图画，我是自然，我是真理。
——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想要知道福柯如何理解生命权力，我们需要将其放在更广阔的语境之中。这个语境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福柯在写作《规训与惩罚》(1975)以及《性经验史》第一卷（1976)的过程中所发展出的权力理论。在这两本书中，福柯的权力概念总是双重性的。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规训政权、权力建筑以及权力通过分配和毛细血管网络所得到的应用。这种权力与其说是在压制，不如说是在生产主体。在这些著作中，有时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注释中，福柯也在不断尝试提出异于权力的他者（甚至是另类权力)，对此他好像也想不出适当的称呼。反抗（resistance）是他最常用的术语，但这并没有真正表达他的意图，因为一般认为，反抗是依附并从属于其所对抗的权力的。或许有人会向其提议使用具有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反权力”，但这个术语意味着次级权力，与其所反对的权力并无本质区别。在我们看来，这些著作中所描述的权力的他者，最好视为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不仅反抗权力，而且寻求摆脱权力的自治。
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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