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欧洲在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扩张不应被视为征服，而应该被视为殖民遭遇(encounters)时，他们或多或少地认识到，反现代性就内在于现代性当中。征服这个概念侧重于强调欧洲扩张的暴力和野蛮，但这却将被殖民者视为被动的客体。另外，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先前存在的文明要么被一扫而净，要么被殖民者妥善保存，与殖民世界毫不相干。在古哈看来，这种传统观念是这样描述作为殖民地的印度社会的：“要么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一资产阶级文化的复制，要么是前资本主义文化的遗留。”[4]现代性就介于这两者之间，也就是说，介于统治者与臣服者之间的等级秩序中，在这种关系中，两者都得到了改变。遭遇的概念强调了权力关系的双重性，以及因为统治与反抗斗争而产生的混合与转变的过程。
从殖民遭遇入手，历史学家记录了两项重要的事实：前殖民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是颇为先进、富饶、复杂以及成熟的；被殖民的文明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同时也不大为人所承认。这一视角有效地打破了原本的二元对立，如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的遭遇揭示了不断进行的相互转变过程。
例如，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中部很久以前，纳瓦人（阿兹特克说纳瓦特尔语的印第安人）已经建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名为水岭(altepetl)，规模堪比地中海的城邦。水岭的建造依据蜂窝式或组合式逻辑，城市的不同部分对应于应向君主所纳贡的劳役和赋税种类。当末代皇帝夸乌特莫克(Cuauhtémoc)在1521年向科尔特斯(Cortés)投降时，水岭并非在漫长的拉丁化过程中单纯地为欧洲城市形式所取代，也并非得到了完整的保存。西班牙人所有的早期定居和治理形式赐封、乡村教区、印第安人自治区、行政审判—都是建立在现有的水岭之上的，都因这种城市形式而设立。[5]纳瓦文明并没有完好无缺地延续下来，西班牙文明也是如此。伴随着城市结构和行政实践，音乐、语言以及其他文化形式都得到了深刻的混合，使得两者都得到了转变。[6]
另外，在美国成形之前，易洛魁人发展了联邦主义制度，去协调六个部族—摩和克人（Mohawks)、奥奈达人（Oneidas)、奥农达加人(Onon-dagas)、卡尤加人(Cayugas)、塞尼卡人(Senecas)和图斯卡罗拉人(Tuscaroras)—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制衡制度、军人与文官权力相分离，以及美国宪法中的其他特征。易洛魁联邦主义在18世纪的美国得到了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的热烈讨论和欢迎。土著印第安人给予欧洲定居者的物质援助如何种植谷物，如何防御严冬，等等也被整合进了民族神话之中，但一般都认为，美国政治体制完全来自欧洲。[7]这些例子都旨在说明，现代性遭遇的特征主要就是混合与相互转变。
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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