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例子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指出现代性的暴力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现代性遭遇的主导力量不只是差异，同时还有反抗。在古哈看来，殖民主义编史学的首要成就，以及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种魔术手法，将反抗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治史抹去”[8]。现代性纯属欧洲的发明，虽然这种观点纯属臆想，但它不断去否定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臣属于欧洲统治的那些地方在构建和支撑现代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与其将其视为某种精神压抑，我们不如将其视为精神分析意义上作为拒斥(fore-closure)的否认。虽然在精神分析看来，被压抑的要素或观念被深埋在内心，但被拒斥物却被排斥在外，这样，自我就可以假装这种观念从未出现。因此，当被压抑物回归神经质主体，它从内部出现，被拒斥物却是从外部对神经质主体施加影响。这里，被拒斥要素不只是非欧洲民族和文明对现代文化与社会的历史贡献，同时更为重要的，也是内在于并且反抗现代性的难以计数的反抗。尽管有很多力量想要将“反现代”的他者清理出去，但反抗依然内在于现代性之中。[9]
当然，坚持反现代性的力量就内在于现代性之中，两者处于共同的遭遇领域，并不意味着现代世界就是同质性的。地理学家完全有理由抱怨，尽管人们不断讨论空间，但当下关于后殖民性和全球化的理论探讨一般将空间视为空洞的，没有任何真正的差别。[10]中心一边缘模式是其中的一个框架，以空间术语可以很好地把握现代性权力关系的双重性。主导性的中心和臣属性的边缘互为前提，边缘的制度性“欠发达”恰恰满足了中心发展的需要。[11]然而，当这种现代性的地理学认为反抗外在于统治时，也误入了歧途。普遍的看法是，欧洲或者“西方”是同质的、整齐划一的，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主导一极，但这就掩盖了欧洲内部的解放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悠久历史。[12]相应的，很多分析也忽视了欧洲之外的统治与管控形式，其将前者视为欧洲统治的影子。这种错误不可能通过简单复制中心与边缘而得到纠正例如，在欧洲以及那些臣属国家内部寻找中心和边缘。若想理解现代性，我们就必须认识到，统治和反抗并非外在于彼此，从而能将反现代性排斥在外部。我们必须明白，反抗意味着内部所产生的差异。因此，我们的地理学相较于城市和乡村、欧洲与外部以及全球南方和北方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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