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划分，就更为复杂。
将现代性看作权力关系，其目的还在于破除这样一种观念，即现代性是未完成的计划。如果我们将现代性视为对抗野蛮主义和非理性的力量，那么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哈贝马斯以及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完成现代性的努力就是一种必需的进步进程。[13]但是，当我们将现代性理解为权力关系的时候，完成现代性不过是旧调重弹，只是再生产统治关系。更多的现代性或更彻底的现代性并不是问题的答案。恰恰相反！为了寻找出路，我们必须去考察反现代性的力量，也就是那些现代统治关系内部的反抗。
现代共和国内作为财产的奴隶
现代性的历史与共和主义的历史紧密相连，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如前所述，在17、18世纪，许多关于共和国的理念竞相争鸣，有些则与诸众的统治概念非常接近，但结果却只有一个概念—财产共和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共和国与现代性若合符节，因为财产关系是构成共和国权力关系的一种形式优越形式。吊诡的是，考察共和国、财产和现代性的最好切入点或许是现代奴隶制的历史。尽管奴隶制对共和国来说是不光彩的历史，但在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黑奴以及奴隶贸易都是极为普遍的，这甚至是欧洲和美洲共和政府的核心特征。在美国，奴隶关系以及奴隶生产是共和国及其经济的基石。在法国和英国，尽管在宗主国范围内没有那么多的奴隶，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却是其国民经济、政治辩论以及殖民地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很容易看到，奴隶制是如何深刻地扎根在共和国之内。于是，我们需要问的就是，当奴隶制与共和主义和现代性的标准意义形同水火时，为何还能够在现代的共和国内运作如此之久，何况还不是作为过去的边缘性残留，而是作为核心、持久的基础？
奴隶制在共和国内是不光彩的，首先是因为它破坏了共和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原则：平等与自由。人口的其他部分，如女性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在共和国的宪法中，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平等权，但奴隶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却造就了最为醒目的意识形态矛盾。尽管18、19世纪的很多共和主义文本都将奴隶制视为现代价值的首要障碍，并据此来定义共和主义的自由与平等，但那些作者所反对的主要是古代的奴隶制，而忽视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奴隶制美洲的黑奴制，正是后者在支撑他们的社会。14]这个意识形态盲点是整体运作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让奴隶消失，或者当奴隶的存在无可否认时，将他们归为前现代世界的残留，与共和国和现代性互不相干。
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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