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对共和国来说是不光彩的，还因为其破坏了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力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奴隶制作为首要的消极性背景：自由由以下事实所规定，即雇佣工人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可以自由地去出卖劳动力，并换取工资。作为他们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就不像奴隶那样，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被吸纳进财产共和国之中。另外，既然奴隶制淆乱了劳动和财产之间的根本差别，奴隶在财产共和国内也就构成了最明显的意识形态矛盾，自由或财产都无法得到保证。我们又可以看到，共和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作想要让奴隶消失不见，或者将他们归为前现代经济关系的残留，如此一来，资本最终可以将其从历史中抹去。[15]
但是，当我们讨论物质和经济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时，让奴隶消失并非易事。因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很难将奴隶制与雇佣劳动区别开来。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局限在西欧国家的范围内，就像很多历史著作所做的那样，就能够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看起来与奴隶生产相对绝缘，或者最起码，只是让人们认识到，奴隶贸易和奴隶生产为欧洲产业资本的出现提供了只是主要的外部财富来源。另外，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注意到的，奴隶种植园经济对生产规划、劳动分工以及规训制度进行了最初的试验和完善，这些也是后来的工厂所要面对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看似处于先后关系，就好像资本和现代性与奴隶制是相互排斥的，并且前两者慢慢消灭了后者。
一旦我们扩大视野，认识到资本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在于一个巨大的框架之内—人力、财富和商品都远远超过了欧洲的边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奴隶制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述：“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6]奴隶和无产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可谓互相补充，但与伯明翰、波士顿或巴黎的工人相比，牙买加、累西腓或亚拉巴马的奴隶同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与其假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排斥和摧毁奴隶制，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在18、19世纪，两者其实通过巨大的隔离计划而相互支持—一方处于大西洋的东边，一方处于西边。[17]
不过，以上所有观点都没有抓住作为现代奴隶制本质的种族等级制特征。一般将奴隶制视为财产共和国内部的异常现象，同理，人们也从类似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将种族主义视为现代性的外部和变态现象。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未完成的假说，就好像如果现代性臻于完善的话，就会最终消灭种族主义。于是，认识到奴隶制与财产共和国的内在关系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现代性中的种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物质性的、制度性的实践系统：一种超越了奴隶制的权力结构。现代性中种族等级制的存在—不只存在于奴隶制之中，也以其他形式出现并非意味着现代性的“未完成性”，而是昭示着种族和现代性之间的内在亲缘关系。[18]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没有殖民统治，就没有现代性。现在我们认识到，种族也是现代性的构成性要素。这三者—现代性、殖民统治，种族主义—形成了一个综合体，彼此相互支撑。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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