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这种反思揭示了奴隶造反、起义和出走逃跑的巨大意义。奴隶制不是因为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善心而被推翻的，就好像这还是前现代的残余物；也不是被资本的力量所消灭，就好像这是前资本主义的形式，有待资本去彻底清除。相反，奴隶制恰恰是由奴隶自己所推翻的，他们让奴隶制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变得不可持续、作为生产形式变得无利可获。[22]杜波依斯（W.E.B.DuBois）为这个假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美国，奴隶是他们自身解放的主角，并且决定了内战的结局。他解释说，为了破坏种植园经济，并且防止粮草流入南方同盟军，奴隶们开始了逃亡，“就像罢工那样，最后直接牵涉到了几十万人”，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同盟军的力量。[23]杜波依斯将这场总罢工视为一个象征，概括奴隶反抗的漫长历史，同时更为重要的，证明奴隶们是自由的，不仅能够在他们自己的解放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能够影响全人类的进程。他宣称：“正是黑人自己迫使人们认识到，民主和奴隶制是互不相容的，是他们自己让解放成为必然，并且让现代世界如果不是完全接受，那也得认真考虑囊括所有种族和肤色之人民的民主观念。”[24]奴隶的反抗和造反揭示了财产共和国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类似现象可以在东欧第二波的奴役和奴隶制中发现—从17世纪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复辟开始，然后是宗教战争，直到民族国家的诞生。马克思和韦伯对这段历史都非常关注，不仅因为这段历史打破了具有决定论色彩的生产方式阶段论—东欧的工人在经历相对的自由化阶段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内重新回到了被奴役状态—也是因为这证明了：在前工业时代，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自由如何构成了反抗和对抗的力量，这是资本所不能容忍的力量。事实上，这些奴役最终被消灭，一部分是因为农民都逃向了西欧的大都市。这种逃亡让仆人与主人的冲突转变为工人阶级面对资产阶级时所表现的“抽象的”、客观的对抗。[25]也就是说，即便在奴役的情况下，“自由主体”也是有力量去反抗的，而反抗作为反现代性的力量，是理解现代历史运动的关键所在。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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