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奴隶反抗的反思还让我们认识到，尽管奴隶们经历了帕特森(Orlan-doPatterson)所谓的“社会性死亡”，但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依然是生机勃勃的。人不可能被剥夺为“赤裸生命”，如果这个词意味着没有任何自由反抗的空间和力量的话。[26]人类只有在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马基雅维利的意义上才是“赤裸的”：满怀义愤、力量和希望。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了现代性的定义问题：其双重性不只是等级制，还在于对抗。奴隶的反抗之所以是反现代性的力量，并非因为他们反对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价值—恰恰相反，正如杜波依斯所阐明的，奴隶反抗完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这些价值而是因为它挑战了现代性权力关系深处的等级制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反现代性就内在于现代性本身，与后者难解难分。
生命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在现代性的权力关系中，反现代性得到控制，不只通过臣服的外在形式—从奴隶主的皮鞭到征服者的宝剑，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警察和监狱—更为重要的，也通过主体化的内在形式。得意洋洋的现代性一殖民统治一种族主义的技术和工具渗透、强加在那些被统治的人口上。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性拥有完全和绝对的控制，而是让我们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在诞生于现代性内部的反抗上。换句话说，现代权力的无处不在对应着反现代性的内在起源。
某些后殖民主义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强调表征和意识形态建构模式的有效性，并以此来证明殖民权力的强大甚至无所不能。例如，萨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的研究就说明了，对被殖民和被统治人口的表征—如在小说、历史、政府文件以及其他文本中—不仅让殖民者心中的殖民等级制合法化，同时也塑造了被殖民者的意识。[27]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带有煽动性的名言称，贱民（subaltern）无法说话，这也是对表征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强调。英国殖民意识形态和印度传统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就烧死寡妇的习俗起了冲突，对此斯皮瓦克解释说，在被殖民的印度，寡妇占据了一个卑贱的（abject)位置，被双重噤声：一方面是“白人男性从棕色男人那里，救出棕色女人”这样的话语；另一方面是传统的话语，即“女人想要去死”。这些意识形态建构完全渗透进了殖民地，就斯皮瓦克的例子来说，完全抹去了女性贱民可以说话的位置。[28]这些对意识形态和表征的建构能力所进行的分析如此有力，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说明了殖民统治不只通过暴力和强力而得到实现和维持，暴力和强力毕竟是个别偶然现象；更多是通过心照不宣的同意—也就是说，接受社会中广泛传播的殖民意识模式和知识形式—而实现的。
第二章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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