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天主教会，我们或许可以将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视为生命政治的原型，这些机构到17世纪为止在秘鲁和美洲的其他地方就已经确立起来，成为殖民政权的重要基石。宗教裁判所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发展和强化了西班牙人和基督徒的高等身份概念，同时也负责揭露和捕捉教会与国王的异端和敌人。另外，这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官僚机构，发明了协议、程序、规章和记录的系统，这些后来便成为现代国家官僚制的构成要素。因此，与其说利马宗教裁判所是前现代非理性的残余，不如说它是现代性的发源地，因为它集合了种族思维、殖民统治、行政结构，生产出了定义现代性的等级制和权力关系。宗教裁判所也许是极端案例，却明确地说明了主体是如何通过诸如真理的坦白，对正确行为的奉行，以及其他实践和过程而得以生产出来。现代性一殖民统治一种族主义的权力从来不只是上层建筑的现象，更是物质基础，贯穿了被统治人口的集体存在，施加在他们身上，从内部生产生命的形式。[32]
如果殖民统治是生命权力的一种形式，内在地发挥作用并生产生命形式，是否意味着反抗无处容身，必然归于失败？瓦赫特尔(NathanWacht-el)以更具历史性的方式提出问题：16世纪秘鲁的反殖民起义是否彻底被击溃？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战争的局势及殖民状况，答案是肯定的。但根据这些起义得以发展的语境来看，当地的起义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智利的阿洛柯人采用了欧洲的战争工具，但是秘鲁的印第安人更注重传统的方法，同时也存在很多小范围的消极抵抗形式。但是，瓦赫特尔总结说，我们应该对我们所期望发现结果的翻转采取开放态度。有时，表面上是失败，其实却是成功，反之亦然衡量失败与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固定的。[33]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了更为普遍的理论问题上：生命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和无所不能的作用强加在主体之上，这是否意味着反抗毫无可能？这个问题也呼应了很多对福柯权力研究持反对态度的观点，这些研究者认为，所有内在于权力的都要臣服于权力。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瓦赫特尔所提出的“视角的翻转”(reversalofperspective)。我们不应该将权力视为第一性，将反抗视为后起现象；相反，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但反抗是先于权力的。这里我们就能够理解福柯概念的全部意义，即权力只是作用在自由的主体之上。他们的自由先于权力的作用，他们的反抗只是去争取、扩大以及强化原本自由的努力。在此语境中，徒劳地梦想着外部世界可以提供外在立足点或支撑的地方，这种想法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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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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