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并不正确。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为接近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的理论—那些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权力并与其意识形态相决裂的理论—时我们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20世纪早期出现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和政治筹划，为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提供了反现代的重要先例。在卢森堡(RosaLuxemburg）的作品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价值实现与增殖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界限，最为重要的就是殖民地的边界。在这些界限以及资本通过原始积累的持续过程所进行的扩张能力—中，同时还伴随着集体利润的稳定化，全世界日益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中。但从卢森堡的视角看来，这种发展带来了诸多矛盾，而她关于矛盾和危机的概念则强调了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而产生的主体性力量。
资本对国内及国外的非资本主义阶层的破坏越剧烈，它就越发降低了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于是当下资本历史的变化也就越大。这就造成一系列的政治、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些情况下，因为周期性的经济灾难或危机的影响，积累就难以为继。但是，甚至在资本自身所导致的自然经济的停滞到来之前，国际工人阶级就会开始对资本的反抗。[39]
在发展的边界上，资本主义因为反现代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反抗而危机重重。
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危机的主体特征更具戏剧性。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因为帝国主义扩张而大动干戈，但反对战争以及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斗争为反资本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副标题为“通俗的论述”—中，除了分析了金融资本、银行等之外，还提出，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会为全世界的工人带来苦难和死亡，同时也提供了摆脱隔离彼此的意识形态藩篱的机会。列宁谴责了欧洲国家的那些“工人贵族”，因为他们的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有力地支持了帝国主义；同时他又认为，存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可能，这种斗争可以将“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与“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40]联合起来。这种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同斗争激发了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完全脱离了进步主义话语中的决定论和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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