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继承了革命共产主义的思路，并在反现代性的力量中对此进行了强化。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通过模仿现代性的模式而得以实现。若想改革政府结构，改变工人生活水平，将他们从资本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就需要另一条道路。当然，毛泽东对农民政治角色的肯定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的修正，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斯大林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强有力批判之中。[41]汪晖指出，甚至在毛泽东最为极端的现代性筹划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反现代性要素。他解释说，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其特征就在于将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与革命共产主义传统中的反现代性思想结合了起来。[42]
一旦我们认识到革命共产主义思想中所存在的反现代性潮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潮流甚至在我们所提及的作者那里也总是含混的，也总会混杂着现代性与进步的观念—我们就必须对马克思的著作另眼相看，因为有些著作并不支持我们前面所提及的现代性路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即19世纪70年代的下半叶，经过了数十年的《资本论》写作以及创立共产国际的努力之后，马克思开始注意财产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形式，并阅读了一些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作品，如路易斯·摩尔根(LewisMor-gan)、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MarksimKovalevsky)、约翰·菲尔(JohnPhear)、亨利·梅因(HenryMaine)、约翰·拉伯克(John Lubbock)以及毛勒（Georg LudwigMaurer)等。他由此发展出一个假说：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只是诸多财产形式的一种，而资本主义财产的规则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残忍而复杂的规训性训练。于是，他推翻了19世纪50年代所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的僵化理论，开始质疑以下观点，即经济规律可以独立于历史与社会环境而自行运作，并将自己的视角拓展到欧洲中心主义的界限之外，将欧洲的历史放在全球视角的考量之下而在全球范围内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马克思与其早期关于现代的“进步”预设相决裂，这还要归功于他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所接到的一个请求，即让他在俄国两个革命团体间进行裁判：一方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坚持认为俄国在共产主义斗争开始之前，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认为，在俄国的农村公社米尔（mir）中已经存在共产主义的基础。马克思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位置，因为，虽然他的主要著作都支持前一种观点，但他当时的想法却同意后者。马克思试图调和这两种观点，在给查苏利奇信件的草稿中他宣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①。马克思在另外一封信中解释，《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西欧摧毁公社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并非代表普遍历史，不一定适用于俄国或任何其他地区。马克思写道：“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43]，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俄国，革命的任务是要去阻止威胁到俄国公社的资本的“进步主义”发展。马克思接着说道：“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44]对反现代性力量的肯定，以及巴里巴尔的“反进化主义”(anti-evolutionist)是否揭示了马克思的内在矛盾?果真如此的话，这也是一个健康的矛盾，可以丰富他的思想。[45]
第二章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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