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通信中已经察觉到却没有详细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反现代性的革命性力量就深深植根在共同性之中。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②在认识欧洲内部和外部反现代性的反抗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20世纪20年代踏足欧洲，并研究了那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他回到了祖国秘鲁，并且发现，安第斯当地的公社(ayllus)也处于类似的基础之上。当地的公社维护并保存对土地的共同所有权、共同劳动以及公社的社会组织，在马里亚特吉看来，这些都与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公社非常类似，这也正是让马克思颇感兴趣的米尔。他写道：“尽管有一百年的共和立法，但印第安人并没有成为个人主义者。”他们基于共同性，在公社里进行反抗。[46]马里亚特吉当然认识到传统印加社会中的神权与专制要素，但也在其中发现了共同性，后者可以成为反抗的基础。在与欧洲共产主义的接触中，他认识到当地人民和“印加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重要性以及潜能。当然，这并非前哥伦布时代的残余，也并非欧洲政治运动的一个衍生品，而是源自对现代社会的反抗。我们应该将欧洲内外的反现代性视为共同性的社会表达。
社会主义发展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现代性有着矛盾的态度，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现代性之间却有着更为显著的密切关系。发生在俄国、中国以及古巴的三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导致这些革命的斗争都贯穿着反现代性的强大力量—结果都坚决追求现代性的筹划。正如诸多作者所论述的，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一直致力于在其他国家推广和强加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被宣传为有百利而无一害，实际上却再生产了现代性一殖民统治的全球等级制。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筹划却同样致力于发展的观念，颠倒性地重复了它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图式与结构。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依然是后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柱，但它也不得不与对发展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推广相伴而行。
89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①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②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秘鲁马克思主义先驱，他是1926年成立的秘鲁社会党的理论家，这个党在他去世之后更名为秘鲁共产党。译者注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