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之前，在革命思想中有很强的理论取向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更高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要重复主要国家的现代化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改善。作为国民的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要服务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就忽视了另类需求与本地传统的自主发展。有时，一般认为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得已的任务，以赶上资本主义国家，但更多时候其却被视为终极的目标。当然，批评发展并不意味着拒绝经济的繁荣(恰恰相反！)，正如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理性或者启蒙一样。如前所述，这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视角，从而认识到现代性和发展计划的继续只是复制了等级制这正是前两者的根本特征。[47]
现代性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政策的发展主义，在列宁1898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已显出端倪。列宁所肯定的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直接与这本书中对底层阶级的“前现代”或反现代对抗的赞扬相冲突。他试图用延宕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矛盾：经济发展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让底层阶级成熟，从而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我们要注意，无论何时，当列宁通过延宕的方法去解决矛盾时—最明显的例子是国家的消亡理论—他是在掩盖真正的问题。转变的过程或者过渡永无尽头，矛盾永远存在。在这里，列宁所缺乏的并非革命斗争的精神，而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进步观念的神秘化功能的有效分析。[48]同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策并没有背叛革命的力量和理论，而是弱化了这种矛盾—过分强调现代性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反现代性的要素。
毫不奇怪的是，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greathope）逐渐失去吸引力时，三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都陷入共同的危机之中。在苏联，其发展模式不就是解放的远景转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语言吗？它想象着通过发展阶段论，通过将资本主义现代性蹩脚地吸纳进社会主义的修辞并作出相应修改，就可以摆脱经济依附。马克思主义被简化为进步主义的进化理论，反现代性的所有要素都被该理论排斥为落后的、欠发达的。苏联的危机波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结构的民主地位、官僚制精英的统治机制以及苏联准殖民扩张所造就的地理环境。
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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