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危机没有导致崩溃，而是促成体制的演化，这种演化在对劳动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组织的路线中优化了高度集权化的政治管理。①这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官僚制的或中央集权化的方法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更加分权的方式，在统一的全球市场的框架下—这个框架通过工资的不平等以及恶劣的劳动条件，提供利润和竞争性优势—赋予市场力量以足够的空间和支持。中国通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其私有化是有限度的，国家控制依然很强，城乡之间出现了伴有等级制的新的阶级分化，等等，但是其效果却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稍作回顾的话，中国当下的新自由主义政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政权是多么的若合符节。
最后，古巴故步自封，到目前为止控制住了危机所导致的后果，虽然有社会主义之名，但其最初的构成要素已查然无踪。同时，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也会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古巴必须不断拒绝那个充满危险的选择：苏联经验的灾难性终结或者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发展。
同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那些所谓的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中，从印度到东亚国家，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也产生了数十年的影响。这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依附理论之间存在深刻的连续性。[49]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计划，成为控制和压制反现代性力量的关键要素，而后者源于革命斗争。“民族发展”和“全民国家”的观念不断给出幻象式的承诺，实际上不过是大国为现存的全球等级制提供合法性而已。事实上，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联合”，实际上却是组织起来的政治操纵，后者假装克服了阶级冲突（其实只是压制了而已），因此淆乱了左和右的政治意义，同时还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别。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现代性的反动计划在经济危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恐怖经验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这些经验还在重演，不过不是以“全体人民的联合”的名义，而是以所谓的中间派主义（centrism）表现出来—左右派的竞选政党力量都疯狂涌入议会，并秉持民粹主义的立场，巴里巴尔(ÉtienneBalibar)将其称为“中间派的极端主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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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①原文如此。国外有很多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哈特和奈格里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是否成立，相信读者自有鉴别。包括下文提到的所谓“中国通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等说法也是如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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