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通过将反现代性的怪物—如非理性主义、神话、统治以及野蛮等—与启蒙置于辩证关系中，从而去把握它们。他们写道：“我们毫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不可能脱离启蒙思维。但是，我们也认为我们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思维的概念，以及具体的历史形式和这些形式纵横交错的社会机构，已然包含了倒退（即启蒙的颠倒）的种子，这种现象在今天可谓举目皆然。”[54]他们认为，现代性与其反面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毁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流亡美国，他们写作《启蒙辩证法》就是为了解释纳粹在德国的崛起，以及在这个政权中理性和野蛮的难解难分。在他们看来，纳粹并不是什么反常的人，而是现代性本质的一种症候。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也服从同样的辩证法，即无产阶级自由和理性的社会组织计划，反倒不可避免地为极权的、严格管制的国家提供了条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不到这种辩证法的吸纳或解决，只看到现代性理想不断产生的灾难，其结果就是，我们并没有走向一个更为人性的社会环境，而是陷入新的野蛮主义。
因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现代化思路的大胆决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述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在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构建为辩证的关系时，他们犯了两个错误。首先，这个公式将反现代性的力量同质化了。有些反现代性力量，如纳粹，事实上犯下了恐怖的恶行，奴役了人民。但是其他反现代性力量通过不可制服的自由而挑战了等级制和主权的结构。其次，通过将这种关系限制在辩证法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反现代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甚至与后者相矛盾。如此，辩证法就导致了关系的停滞，而不是运动。这就可以说明为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不到出路，反而认为人类注定要在对立面的游戏中被奴役下去。问题部分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反现代性形象内部所存在的差别，因为这些角色中最为强大、同时我们也最感兴趣的并非与现代性处于沉思的、否定的关系之中，而是保持了对角线的关系，并非单纯地反对一切现代和理性的东西，而是要创造出新的理性以及新的解放形式。我们需要走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辩证法所设定的恶性循环，认识到反现代性的怪物、解放的怪物如何总是超越现代性的统治，指向另一条道路。
第二章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96
97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