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解放斗争不能以现代性和发展阶段论来进行阐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那些没有得到实现的反现代性力量，又在我们的时代再度出现。当切·格瓦拉试图与结构性的决定论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线性发展思想—在他看来，这些只不过复制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决裂时，他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使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迟钝武器，去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这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要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同时建设新的物质基础，塑造新的人性。”[51]切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主义的制约要素当然有着第一手的认识。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他就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工业部长。但在1965年，他从公众视野中神秘消失，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先是在刚果，后来是玻利维亚，并最终在那里牺牲。有人认为，切离开古巴和自己的岗位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对冒险的无尽追求，或者不愿意承担国民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但在我们看来，他的行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制和经济紧身衣的拒绝，是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在这种国家内，他希望塑造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性是不可能找到的。他重返丛林，其实是一次破釜沉舟的努力，试图去重新发现他所知道的解放斗争时期的反现代性力量。今天我们比切所处时代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只有立足于生产与政治过程基础之上的主体性，才有能力去构建创新意识和转变的意识。这种意识不再从知识分子团体那里灌输而来——这曾经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源自工人阶级和诸众，正是他们自主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反现代性和反资本主义的希望与梦想。
卡利班脱离辩证法
在现代性的历程中，怪物总是在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最为激进的筹划中不断出现。在欧洲，从拉伯雷到狄德罗，从莎士比亚到雪莱夫人，怪物总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畸形以及令人恐惧的超常状态，就好像现代理性的框架难以容纳它们非同寻常的创造性力量一样。同样，在欧洲之外，统治者也将反现代性的力量视为怪物，从而对它们的力量进行约束，并将对它们的统治合法化。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用人来献祭的故事，就可以用来为16世纪的西班牙人的残忍、暴力以及疯狂作辩护，就好像食人族的观念为后来的非洲殖民者提供口实一样。16、17世纪遍布欧洲和美洲的猎杀女巫、烧死女巫以及审判女巫现象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说明反现代性的力量如何被诬蔑为非理性以及迷信，从而背叛了理性和宗教。事实上，猎杀女巫的现象主要出现在那些当时发生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地方，而这些起义往往是女性所领导的，旨在反对殖民统治、资本主义统治以及父权制。[52]但是，现代性在处理怪物问题方面也存在困难，因此试图将他们作为狂热想象中的幻象或虚构，就此打发掉。马克思写道：“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53]但是，怪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应该仔细看、用心听，从而去理解，关于现代性，它们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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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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