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这种辩证法的一个途径就是从现代性怪物的立场去看待这种关系。例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怪物—畸形的卡利班（Caliban）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代表了被殖民的土著，他们被描述为恐怖的、充满威胁的怪物（卡利班这个名字同时可以理解为食人族的变位词，意味着加勒比岛上在殖民期间被消灭殆尽的加勒比人）。魔法师普洛司帕罗(Prospero)叙述说，他想要成为这个怪物的朋友，并对它进行教化，而一旦它威胁到他的女儿米兰达(Miranda)，他便只能将卡利班囚禁起来。根据经典的记述，土著的怪异和野蛮为欧洲以现代性的名义进行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但是，他们不能简单地将卡利班杀死或者驱逐。“我们不能没有他，”普洛司帕罗向米兰达解释道，“他为我们生火，给我们砍柴，为我们服务。这于我们有益。”[55]他们需要怪物的劳动，因此必须把怪物留在岛内。
卡利班的形象在加勒比地区20世纪的反殖民斗争中成为反抗的象征。殖民者所制造出来的野蛮形象从另外一个角度被重构，以叙说被殖民者的痛苦故事以及他们反对殖民者的解放斗争。雷塔马尔(RobertoFernándezRetamar)写道：“普洛司帕罗侵略了我们的岛屿，杀死了我们的祖先，奴役卡利班，并让卡利班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样他就能理解卡利班。于是，卡利班只能用习得的语言去诅咒他除此他没有别的语言，只能祈祷红色瘟疫’(redplague)去报复他。据我所知，没有什么比这个隐喻能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文化境况，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如果不是卡利班的历史和文化，还能是什么?”[56]卡利班的文化就是反抗的文化，利用殖民统治的武器反戈一击。对雷塔马尔来说，古巴革命的胜利就是卡利班对普洛司帕罗的胜利。瑟赛尔(AiméCésaire)①也以类似的思路重写了莎翁的剧本，被普洛司帕罗长久奴役的卡利班最后赢得自由，但不是通过打破束缚他身体的锁链来现的，而是通过将他从怪物形象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实现的—这种怪物形象意味着欠发达、无能以及低人一等，而这种形象已经被内化了。因此“卡利班的理性”成为非洲一加勒比思想的隐喻形象，在与欧洲经典保持距离和自主性的前提下发展起来。[57]
这个反殖民的卡利班为我们走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深陷的辩证法提供了出路。从欧洲殖民者的视角来看，怪物就徘徊在理性与疯狂、进步与野蛮、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辩证斗争中。但是，从被殖民者的视角来看，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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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来自法属马提尼克岛，法农的导师，既是作家也是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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