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和超验性的逻辑将语言的模式假定为命题或判断。存在一个观察世界的主体，然后他在断言之中预测这个世界的特定性质。在S是P的命题形式之中，假设了一个主体或作为存在者的实体，然后它们拥有某种性质：“树是绿的”。然而，不定式就像动词那样，在现实化的存在之前，它早就将潜能归诸动作和事件。与说“树是绿的”不同，它会思考不同的生成或潜能，例如“变绿”或“变成树”。对德勒兹来说，这种区别于命题的对语言的运用是意义的事件。意义是潜在的和非形态的，它是超越身体现成形态的身体权力。譬如，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1770年登陆澳大利亚，但当这种陆地和船的接触被称之为“发现”或“登陆”或“安置”的时候，一个意义的事件发生了。意义有权力去转变身体，既转变了登陆者身体也转变了被迫移居者的身体。当澳洲土著人将1770年的事件称之为“侵略”的时候，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意义的事件，这同样也转变了身体所能做的事情。当“澳大利亚”不再被看作是一片空白的有待被占据的土地(“不毛之地”,terra nullius)之时，当土著人自己也同样不再被看作有待控制的身体，而是拥有表决的声音、权利和历史的时候，土著人也能占据陆地。语言不是再现、命名或命题，而是创造与其他物质性的世界(譬如那些身体、法则和文化)相互作用的意义的世界。不定式、自由间接话语和新的名字让我们更为接近那产生事件和运动的语言的权力。转变澳大利亚的政治不是意味着赋予这片土地一个土著的名字，因为作为一个寻常整体的澳大利亚的产生是与它作为某种有待命名的单一事物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不定式让语言成为可见的，不再是命名而是行动。对土著人来说，土地不外乎是一个因其可能性或潜能而有待命名的对象：是一片行走、做梦、绘画和装配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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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