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勒兹来说，意义是潜在的环境，我们于其中得以生活和变化。意义不能被还原为语言的“含义”，意义是让语言产生意味的东西。譬如，只是在现代的性学意义上，像“同性恋”、“酷儿”、“异性恋”或“双性恋”等词语才有含义。我们不可能将“同性恋”这样的词语翻译为古希腊语或古英语，这不是因为在这两者之中缺乏相对应的词汇，而是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通过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我的身体行为之上和之外的“我”的内在性别认同)或“性学”的意义来接近这个世界。意义不是一种语言的词语集合，也不是被命名的身体；它是我们思考或接近那些身体的方式。因为我将每一个身体都看作是拥有其自身的个人性向，这就使性心理学产生了意义。言说和思考，或者我们将世界看作什么，不是依赖于判断和命题，而是依赖于提问的行为。德勒兹说，不存在存在或非存在，只存在“？存在”(Deleuze1994)。在诗歌和文学的非意义之中，我们不是将语言看作描述;我们看到语言通过意义转变自身的权力。譬如，当卡罗将两个词语的部件组合成一个叫“旅行皮箱”1的词语之时，他不是简单地将两个部件的意义相加起来，而是产生一种新的意义。
自由间接风格
与预设再现世界的主体的命题所不同，间接话语从一开始就是集体性的或“部落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都“来自别处“或者就是间接的。即便是简单的打招呼话语：“喂”—“你怎样？”；“很好，你呢？”也不是某种由说话者所授权的东西。德勒兹认为，大多数语言都将“据说”和“我”说这种间接形式作为一种言说的特定方式的效应。正是在自由间接风格之中，文学将语言展示为“集体性的装配”。不是先有说话者，才有说话者对特定风格的采纳；而是不同的风格产生了不同的言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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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
1 portmanteau,port + manteau，港口 + 披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