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因为它表达政治的信息，而是因为它的表达模式将声音从言说的主体带到一种匿名的或前个人的言说。譬如，乔伊斯的风格并非一个个体主体的表达，而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谓“集体性装配”的表达。与其说建立一种外在于生命的超验位置(一种更高的道德),不如说自由间接风格从内部重复都柏林的语言，展示它的极限。像杜菲先生这样的人物是由他们言说的方式产生并受其束缚，这种言说也是一种感知的方式。判断与道德的口吻将杜菲先生与那个他自己鄙视的世界分隔开来。正如小说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是关乎于疆域，关乎于作为一系列言说方式的都柏林。因为叙述并没有引用符号，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言说是属于何种主体。在《都柏林人》之中的说话常常并没有主观意图，它看上去像以一种近乎于机械的或非人的方式贯穿人物们。当一个人物提到“风湿病轮椅”的时候，而另一个故事(“死人”)却以下面这个句子开始：“莉莉，看守人的女儿，真的是忙得脚断1。”(Joyce1977:138)。轮椅不可能是患有风湿病的，你也不可能真的忙得脚断。
自由间接风格重复日常语言的无意义或噪音，展示语言是如何作为感受而流动的。我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说话，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或理念的缘故。恰好相反，是言说的风格、短语和节奏产生了超越任何意识或意向选择的我们;正是生命和生成的风格，而非含义或信息将我们创造为欲望主体。在《都柏林人》之中“慈悲”这个故事，描述了一群商人使用宗教的术语来指代他们的“行业”，而他们的教区牧师却以“处理账目”这样的术语来指代宗教。乔伊斯的故事叙事以基督教信仰的语言来看待它的人物商业探索：比如有“事务所”的神圣“行业”，“十字军”和“短暂地沉浸在普遍的哲学之水之中“这样的洗礼隐喻(Joyce1977:122-7)。基督教的“福音”以会计的词汇概括被讲述的故事：“好，我们已经验证了我的账户。我发现一切正常。”在这里，人物是通过商业和宗教的语言产生的，这些语言被展示为实际上可以搭配、产生迷惑和变异的东西。自由间接风格展示了语言是如何将自己从言说者和意图之中解放出来。对乔伊斯来说，都柏林不是一种必须被语言所表达的民族精神或爱尔兰人物。人民是语言的事件，是一种“集体性的装配”。语言有其自身的感受性力量，它在含义之上，超越含义。在乔伊斯的几乎所有作品之中，宗教以足球歌曲、流行歌曲和广告词等方式一再地被重复，它是噪音和强度而非“意指”。当我们唱一首集体歌曲或说一个例如“凡事必有因”这样的短语的时候，我们通常并非言说或意指任何事物。我们只是在重复口号或者那组成我们的压抑(ref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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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
1run off her feet,忙得不可开交，字面意义则是忙得脚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