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学就像少数文学那样，总是有一种更为意义深远的重复。它不是对文学的表面形式的重复，它并不产生业已建立起来的形式或节奏。少数文学之中的重复是生成。真正重复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要求重新激活那产生原作(theoriginal)的所有创造性力量，而这也可能会导致放弃掉十四行诗的形式。最大的重复就是最大的差异。重复过去并不意味着模仿它的结果，而是重复时间的力量和差异，它将今天的艺术生产为断裂性的艺术，就像它生产过去的艺术那样。少数文学的“重复”不是为了表达过去的事情，而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合时宜的权力，一种干扰身份认同和内在连贯性的语言的权力。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重复”都柏林的声音不是为了强调他们的无时间性，而是为了揭示他们那被建构起来的或机器般的性质，即语词和短语是如何在绝对的解域运动之中变成无意义的、移置的和变异的东西的方式。乔伊斯所重复的东西就是差异的权力。
德勒兹描述了两种思考差异与重复的方式。第一种是再现的模式，从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基本上总是相同的重复的词语虽然这里也有少数的或者不重要的差异在里面。这种模式给予我们一种再现模式的概念。尽管也有差异，这个概念让我们看到一些总是相同的事物。在这种模式下，重复艺术或文学就意味着尽可能忠实地复制某物，意味着努力去贴近模板或原作。布鲁克的十四行诗忠实地重复形式，重复那先于它的表达并且作为其表达的基础的英格兰的声音。第二种是积极的模式，或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的模式，在这里，一个重复的词语可能看上去是相同的;但是却是差异性而非相同性在产生重复。对词语的每一次重复总是对该词的一种不同的开始，会转变词语的历史和文本。更宽泛地说，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真正地重复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假如我们要穿上十八世纪的着装，建起一个假的巴士底狱并重新进行占领，那么我们只是重复那表面的形式而已；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革命了。然而，假如我们要把握革命的力量，即那开启法国大革命的对差异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面对完全不同的情况，面对那必定是不能被预测的情况，因为第一个发生的事件必然是不可预测的。真正的历史是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真正的重复是差异的最大化。当乔伊斯重复都柏林的声音的时候，这些声音变成了不可确认的千差万别的东西。它们不再是日常生活之中习以为常的毋庸置疑的和不变的声音，它们变成了不稳定的、任意的和向无限的转变敞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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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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