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的后结构主义者那样，德勒兹远非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因为如果我们接受生命不是由封闭系统所组成，那么这样生命的所有方面就会处在一个永远更新的差异和改变的状态之中。有机体只有在对其他改变着的系统(例如环境和其他的有机体)作出回应的情况下才能生存。同理，思考的运作(例如哲学和文学)也只有在对生命作出回应时才是活跃的。因此，德勒兹的哲学跨越了对数学、艺术、文学、历史、政治和革命理论的反映。最为重要的是，德勒兹在他的事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和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Guattari,1930—1992)一起共同写作。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L'Anti-Oedipe;1972年出版于法国,1977年翻译为英文),迄今被认为是德勒兹对英语世界的最大贡献。他的早期著作是更为常规的哲学论著，但《反俄狄浦斯》挑衅的主张粉碎了理论和理性论争的通常标准。《反俄狄浦斯》追随而又拓展了1960年代社会传统的危机，以及中产阶级或“家庭”模式对欲望的压抑。(当时有一股反精神分析的运动潮流，包括R.D.莱恩[R.D.La-ing,1927—]和威廉·赖希[WilhelmReich,1897—1957]这些人物，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里面到处援引他们。)该书致力于对理性的一种根本压抑的形象的出现进行解释和历史化的研究，而非运用理性或者将论争理性化：为何我们应该接受惯例、标准和价值？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去创造未来和思考的新价值、新欲望或新形象？这本书不是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论争上的运动，它实际上改变了整个论争的标准。它反对合理化和合法化，推动了创造和转变的权力。它不采纳普遍理性的单独声音，而是像一部小说那样“玩弄”那些被传统认为是理性的空白地带的声音，例如女人：“妇女解放运动在这句谚语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被阉割，所以你们挨操”(Deleuze andGuattari 1983:61)。
为什么是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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