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了德勒兹赋予摄影机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机器它是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它展示了人类思想和生命是如何变成或转变为非人的东西。通过坚称机器不是隐喻，德勒兹和加塔利脱离了语言的再现模式。假如机器这个概念只是一个隐喻，那么我们就会说我们拥有如此这般的生命，然后想象和再现机器的形象，把生命予以图像化。但是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在它自身的连接之外是无法呈现生命的。我们之所以只有再现、影像或思想，那是因为存在着“机器的”连接:眼睛与光的连接，大脑与概念的连接，嘴与语言的连接。生命不是一个再现某种惰性的外部世界的优先的视角，例如自足的“人类的”心灵。生命是机器连接的增殖，它的心灵或大脑(一个娴熟的机器)都只是身处其他机器之中的一个机器而已。
无论是哲学、艺术还是电影都不再现世界，它们是生命运动借以生成变化的事件。正是它们的能力使得哲学和艺术变得能动，使其“机器地”(machinically)变化，而非由外部事件所导致的“机械地”(mechanistically)变化。机械是一个仅仅在自身之上运作的自我封闭的运动，它并不转变或生产自身。而机器式的生成则与其所不是的东西相连接，从而转变自身，使自身的能力达至最大化。从上一章的电影和时间一影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眼睛与机器的眼睛相连接，从而产生了超越人类的感知或影像。在时间一影像之中，我们遭遇到生成自身，它对我们发起挑战(正如在艺术和哲学之中的挑战那样，虽然形式有所不同)，它是那流经我们但又溢出我们之外的生成之流，是差异的权力(Deleuze1990:149-50)。哲学和艺术提供这种不合时宜(untimely)的权力。生命不仅是从某种预设的可能性出发而产生的有序的接续过程。差异的每一个分支都创造了可能性的扩张，所以生命的“目的”不是既定的，在生命的前进道路上没有任何既定的目标。但是生命之中却有一种“内在的”或有效的奋斗：这是为了增强生命自身的力量，去实现它所能的极限。这种实现不是有某种预设目的的事件，而是在不断分歧的目的下进行的创造，是创造越来越多的系列或生成之“线”(line)。在《千高原》之中，德勒兹和加塔利用“逃逸线”(lines offlight)来指称生命的生产，即变异和差异的产生不是历史的进程，而是历史的断裂、中断、新的开始以及“畸形的”诞生。这也是事件：不再是时间之中的某个时刻，而是某种让时间导向新的进路的东西。电影是一个事件，它让时间的影像不是一个活动影像的序列，而是让时间变成了产生生成之影像的力量。
3 机器、不合时宜和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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