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的方法并不起源于假设的术语，例如“人”或“人类利益”;它通过强度展示这些术语的历史构成。这意味着，与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欲望不是为政治所压抑而被编码的。譬如，当欲望——男人与女人的身体连接——被编码为神圣的布尔乔亚式婚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利益，而不是成为我们欲望的效应，成为那种看上去理应主宰我们欲望的法则。政治的构型或“政治机器”从欲望中产生利益。一组身体相互连接以扩张它们的权力，这就是欲望。这组同样的身体形成一种它们自身的形象，以作为人类生命的基础，这就是利益。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特定的投注，比如一个特定群体的身体的集合，可以被编码为一种普遍性的利益：白人之白性的本地性投注，变成了一种关于“人”的全球性投注。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方法里面，解放不可以诉诸某种潜藏的利益，比如“人类”的解放，因为人类已然是从特定的和独特的感受之中构成的概念。与此相区别，他们致力于从利益之中解放出欲望的非人性。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总是在一种认知的层面上运作，它假设我们是被权力所欺骗或误导的；它剥夺了我们可能会拥有的权力和形象。德勒兹的先验方法拒绝去假定一个外在于权力和形象化的存在者。欲望自身就是权力，它是一种变化和生产形象的权力。欲望同样也有生产那些奴役其自身的形象的权力：即履行其社会义务的道德的“人”的形象。但是为了揭示和强化它们自身的生产，就不能脱离形象：为何我们要将自身局限在作为社会公民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之中，而不是变成其他形象呢？德勒兹的政治批判并不开始于反对欲望的权力，而是开端于一条单义的(univocal)欲望之流，于其中欲望产生了奴役其自身的形象。之所以欲望是单义的，那是因为没有任何权力的形式可以作为其他权力的基础或解释依据。权力并不压迫我们，它生产我们。正如文学那样，文化的诸多形式并不欺骗我们，它们是欲望组织和拓展其自身投注的形式。当强度和感受被增殖以便生产更多的经验的可能性之时，权力能够积极地运作。拿现代小说来说，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TheWave，1931),小说里面的感受和感知在人物之间流动，而“叙事”则经常从一个人物的视角到另一个人物的视角之间不确定地游荡。伍尔夫的小说是激进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呈现了没有优先性的中心的多重视角，也因为这些视角不过是经验之流。在这里，没有感知的人物，这些感知的位置或“生产的区域”也没有被认同于专有的名字。素材、感觉和感知看上去是通过人物而流动，因而将人物展示为他们所遭遇的形象和他们那独特的生成。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也可以消极地和超验地运作，感受和强度就被解读为某种潜在主体或人类本质的符号或象征。比如拿“新时代”文化来说，在其中，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身体痉挛、我们的肤色和体型都被解读为指向真正的我们的能指，所有的感受都指向那个躺着有待医师进行解释的人。在这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对有待被揭示的自我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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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