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讨论的是，政治与形而上学之间究竟是怎样分工的，这种分工主要反映在“理性”对于“真理”的特殊依赖性当中。我们无法理解的是，独立于行为者的公共理由只能用来支持一个政治概念的“合理性”，而依赖于行为者的非公共理由却应当支持对道德“真理”的本真要求。罗尔斯对我的尝试性的论述作出了认真而独特的回应，5他所阐明的主要是“论证方式”，所得出的是一种“重叠共识”。根据罗尔斯的这些阐释，我想表明我的论点：只要理性的公民无法获得一种“道德的视角”，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他们会达成“重叠共识”，因为这个“道德视角”独立于理性公民所持有的不同的世界观，而且还先于这些世界观而存在。“理性”概念(reasonable)不是彻底失去了其意义，致使根本无法显示出获得主体间认可的正义概念的有效性，就是过于突出，致使实践的“合理性”与道德的“正确性”混为一谈。我想指出的是，罗尔斯最终—为何—不得不着重强调实践理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向合理世界观提出来的，但绝没有单纯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偶然重叠性。6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描述一下现代意识结构的挑战，因为所有的正义理论都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1)。接着，我将扼要阐述一下从霍布斯到康德的哲学发展过程(2)，因为这一点构成了罗尔斯选择正义论的背景(3)。在主要部分，我将分析“理性”的正义概念和世界观的道德“正确性”各自所要承担的论证压力(4)，以便讨论“重叠共识”的论证结构所遇到的难处(5)。最后，我将列举一些证据，来阐明一种程序主义的“理性公用”概念，在我看来，这种概念更切合康德的观点(6)。如果这样来理解政治正义性的话，那么，民主的自我立法问题就会取代消极自由在政治自由主义当中所占据的地位。这样一来，情况就会变得对一种康德式的共和主义有利。
第二部分政治自由主义——与罗尔斯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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