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从经济领域中脱身出来，还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现代国家遵守作为其统治手段的成文法。因此，现代国家受到一种媒介的约束，这种媒介运用法律概念，以及（由法律概念推导出来的）主体权利概念和（作为法律的承载者的）法人概念，从而使得霍布斯所阐明的原则通行起来：在一个（当然只是一定程度上）非道德化的成文法秩序中，公民可以做任何未被禁止的事情。无论是国家权力本身受到法律的约束，还是王冠“位于法律之下”，如果在与国家完全属于两个范畴的市民社会里，国家不能把交往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使私人充分享受最初并非均等的主体自由，那么，国家就无法运用法律这个手段。随着私法与公法的分离，在康德那里还被称为“臣民”的公民得到了私人自治这一核心领域。
(2)我们今天都生活在民族社会里。民族社会的统一应当归功于国家这种类型的组织机构。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诞生之前，这种国家早就已经存在了。国家和民族是在18世纪晚期革命之后融为一体的。在讨论二者的特定联合之前，我想从概念史的角度，扼要回顾一下一种现代意识形式的发生过程，有了这种现代意识形式，我们才可以在法学概念之外，从其他意义上来分析作为“民族”的公民。
在罗马人的经典用语中，“natio”以及“gens”，是与“civitas”
第三部分 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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