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过程导致公民资格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离开对公民权利的文化阐释，民族国家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无法通过以民主的方式入籍建立更加抽象的社会一体化。相反的例子是美国，它表明，没有文化一体化的民族作为基础，民族国家也可以建立起来，并维持一种共和制形式。但在美国，扎根在多元文化中的公民宗教（Zivilreligion）取代了民族主义。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都在谈论民族国家的成就问题。但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也带来了一些悖论和危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主权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涉及贵族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变，同时，对外部主权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民族的观念与马基雅维利的自我捍卫意志纠缠在一起。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概念，主权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权力”的左右。在现代国家抵抗外部敌人、捍卫自我的战略中，产生了民族存亡意识。这样也就有了第三个“自由”的定义。民族自由作为一个集体概念与上述两个个人主义的自由概念(即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和国家公民的政治自律）发生了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民族自由。民族自由是和个人自由一样，相互处于分离状态，并且彼此竞争，还是像拥有政治自律权利的公民一样，相互合作，并且具有自决权？
第三部分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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