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形态，那么，有的就只是一种人民民主，而不是人类民主。18
只要“人类平等的观念”(也就是说，同等关照每一个人的利益)对于宪法还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它就会在法律原则、主观平等权利以及法治国家的权力机关当中表现出来。人权的包容意义全在于私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公民享受政治自由则应当服从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建立在同类性基础上的民主自决，其意义在于民族独立一即一个民族对其特性的自我捍卫、自我证明以及自我实现等。这样的民族就在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因为能够参与民主统治的公民，必须摆脱其私人特征，而转变成为一个有政治意识的国家的成员。
(2）基本权利调节的是市民社会的私人交往，施米特把它们与实质化的“人民民主”19割裂了开来，并以此来坚决反对理性法的共和主义。在共和主义传统上，“人民”和“民族”是可以互换的概念，都可以用来指称公民资格，并且和民主的政治共同体是一起形成的。国民不是前政治的定性，而是社会契约的产物。由于所有成员共同决定，“在遵守共同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来使用他们的原始权利，这样，他们就组成了一个自由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关于政治自由的抉择和立宪实践的要求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样，人民主权和人权、民主和法治国家在概念上就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这就是说，原初关于民主立法的抉择，只有在实现了有关权利之后才能获得展开，参与者如果想用实证法来正当地调节他们的共同生活，相互就必须认可这些权利。反之，这就要求立宪程序具有合法性，以便使法律系统的构建能够具有持久性。20按照卢梭的命题，所有人都必须就同一件事情作出抉择。也就是说，基本权利源于把这样一种民主立法程序制度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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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