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阻止外来者的预防措施之外，施米特还列举了“对异己分子的压制和驱逐”以及在空间上对他们的隔离，也就是说，为他们建立庇护所、殖民地、保护区以及家园等。
当然，共和主义观念也不否认，人种共同体可以形成一部民主的宪法，并建立起主权国家，只要这种独立性的合法化理由在于民众的个体权利，即生活在法定的自由当中。但一般而言，民族国家不是由相互隔离的种族通过和平的手段逐步构建起来的，而是要侵入到周边地区、周边部落、周边亚文化以及周边的语言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都是建立在“少数民族”被同化、压迫和边缘化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有“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总是充满着血腥的清洗仪式，并不断压制新的少数民族。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就是消灭肉体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被驱逐者一旦获得解放，通常都会变成驱逐者。在国际法的承认实践中，伴随着民族原则的产生，是转向效率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任何一个新的政府，不管它的合法性如何，都应当得到承认，只要它拥有稳固的对外主权和对内主权。
但异族统治和殖民主义是一些极端的例子，它们导致的是不正当行为，遭到了正当的抵抗，原因不是在于它们伤害了所谓的民族自决的集体权利，而是在于它们伤害了个体的基本权利。要求自决的内容只能是贯彻平等的公民权利。消除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不一定就会动摇现有的不正当政权。一旦中央政府剥夺了一定地区一定人民的权利，那么，要求分裂就是合理的。这样，这些民族就可以根据民族独立的原则要求得到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独立早在1778年就已经得到了西班牙和法国的承认。自从西班牙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27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承认从宗主国中分离出来的国家，无须得到先前统治者的允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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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