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关于国际机构改革的意见引发了争论，但其工作的焦点在于世界主义的规范维度。在这个层面上，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辩护尤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来自其论证，即通过给予双方应得的论据，试图调和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美德(Sittlichkeit)与道德(Moralität)。其主导观念在于，依据他在民族国家内部所阐明的法律权利的合法性，世界主义的政治机构能够被视为应用某种相同假定性构想的结果。正如在国家内部，为了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社会互动，这些权利是必要的；当互动发生在跨国层面时，为了达成相同的目标，某些特定的权利也变得必要了。对哈贝马斯而言，自从法律的合法化要求同时对其应用的具体内容以及对公平理据的普遍信任保持敏感，基本权利的普遍性不仅没有阻扰，而且实际上促进了生活具体形式的表达和发展。这在下一章节中会变得更加清晰。
4.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少数群体的权利
哈贝马斯讨论多元文化主义有助于阐明其方法的优势在于差异化地处理道德、法律、政治问题及这些问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都指责对方对差异不够敏感，因此在处理当代认同政治的紧迫问题时力不从心。社群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者强调平等对待，相当于“抽象地拉平了差别，拉平了文化和社会差异”。43自由主义者则反过来宣称社群主义的许多特征导致了排斥差异。这些特征包括社群主义者乐意授予集体权利超过个体权利的优先性，以及将权利解释为包含在特定社群的传统中的价值表达。在多元社会中，集体的身份认同概念和权利之间的强关联是格外成问题的；其中，涉及身份认同和传统迥异于大多数群体的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
英译本编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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