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来看，康德在一种带有宪法特征的国际共同体纲领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实的。刚刚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当中孕育出来的民主法治国家，在当时还属于特例，还不普遍。权力系统的运行前提是，唯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对外主权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主权意味着，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可以在自己国家内部运用行政权力和实证法手段来维护稳定和秩序。国家利益至上原则(Staatsräson)受制于一种发动有限战争的权力政治的基本原则，这种权力政治比较明智，其中，对外政策优先于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明确划分，依靠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概念。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最终表现为统治者对正规的军队和警察的支配权。
一旦这一传统的现代国家世界确定了不可逾越的范围，那么，对于不尊重国家主权的世界公民宪法的一切展望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也就说明，某个强权国家依靠霸权来实现世界大联合的做法为何没有出路，康德认为，这种大联合就是一种“普遍君主国”11:在上述前提下，这样一种主导权必定会导致“恐怖的专制主义”12。由于康德没有超越当时的经验范围，因此，他也就很难相信，一个崇尚权力政治的自由国家联盟的建立和维护是具有一种道德动机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德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从隐藏的“自然意图”出发，使初看上去不太可能的“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变得可信了。
第四部分人权—从全球和内政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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