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甚至那些接受了政治成员资格之偶然性的批评家也辩称，民族和人民之间的区分最好能禁止公然的歧视，但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恰恰揭示了平等对待原则和保护文化认同的目标之间的张力。哈贝马斯在可共享的政治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之间进行了相关区分，意在强调政治整合是就基本的宪法原则及程序达成协议，而不是就生活的具体形式达成协议的问题。当然，这种区分或许会为如下异议火上浇油，即哈贝马斯不能够与政治中的文化重要性相协调，过多地赞同一种宪法传统，并隔绝于厚重的伦理生活的实质，因而不太可能从法律上保护少数社群或先前未被承认的社群。
这些异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也为他提供了处理这些异议的理论资源。首先，他能够吸收对身份建构的描述，据此个体化只有通过社会化进程才能达成。44简单地说，这种观念认为个体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可化约的主体间基础；这是因为，自我意义的获得和维持取决于建立在交往行为前提中的互惠及相互承认的结构。如果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能始终清晰地被表达，那么保护个体的身份认同必然意味着，保护个体在其中定义自身之所是的互动语境。因为，尊重个体的完整即要求尊重他们构建和维持其身份认同的语境。哈贝马斯由此为下述政策辩护，即多元文化主义的捍卫者们也赞同诸如多元文化教育，对少数群体文化成就采取政府支持等举措。
尽管哈贝马斯及其社群主义对手或许都支持一些相同的政策，然而他们为之提供的辩护却截然不同。如此一来，查尔斯·泰勒最终诉诸群体权利这个有争议的概念，45反之，哈贝马斯则依赖个人自主（personalautonomy）的概念。对哈贝马斯来说，多元文化政策并不只是支撑了维持个体及群体身份认同的条件，而且也保护了运用自主选择的机会的条件。诸如此类的政策旨在允许公民在不遭受处罚的情况下从事其文化实践，即他们的自主选择不受歧视。46因此，不管什么样的程序为了保护文化语境而被创立，它们都应该如此去保护有意义的文化选择的可能性。为此，哈贝马斯的提案不信任本质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后者认为民族或文化群体的成员具有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Appiah）所谓的“恪守成规的身份认同”（tightly scriptedidentities)，或者试图向个体说明诸如此类成员资格的性质或重要性。 47在多元化的语境中，集体及个人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进行公开选择。哈贝马斯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承认差异，但同样敏感于对个人自主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是由承认群体身份认同的需要所引起的。承认政治的压迫性潜能既源于渴望去定义文化参与的真正表现，又源于期望参与者应该在他们的民族或文化群体的成员资格中获得其身份认同的核心的、可定义的特征。
英译本编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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