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康德所引证的第三个论据，和前面两个也大体相似。康德引证这个论据的目的，是要破除人们怀疑他所提出的国际联盟纯属“狂想的观念”。在共和制政体中，宪法原则是公开检验政治的准则。共和制政府无法“把政治公开建立在聪明的技巧之上”21，即使政治被迫在要嘴皮子。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一种控制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公开的批评”，阻止与公众原则不能相容的“见不得人”的意图付诸实施。此外，按照康德的观点，公共领域还应该有一种纲领性的功能，比如，允许哲学家充当“公众的法律教师”，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和公开地谈论发动战争与缔造和平的原则”，允许公民坚持他们的基本原则。康德在写下下面这段感人之言的时候，想到的是腓特烈二世和伏尔泰：
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者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嫌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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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