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后来费希特的无神论之争所表明的，康德害怕检察机关是有其理由的。我们也应当原谅他对哲学的说服力和哲学家的责任感的信任；历史主义的理性怀疑论到了19世纪才出现，而到了20世纪，知识分子才彻底背叛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康德自然还考虑到了一种透明的公共领域，它可以进行全面观察，而且具有文学色彩，并向一切论证敞开。这种公共领域相对而言是由少数有教养的公民阶层构成的。康德还不可能预见到，这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会发生结构转型，变成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由电子传媒控制，语义也发生了退化，到处都充满着图像和虚假的现实性。康德也不可能预见到，这样一种“话语”启蒙环境，无论是在无言的灌输过程中，还是在用语言进行欺骗过程中，都会发生功能上的改变。
也许，这层无知的面纱可以解释清楚康德发出预言的勇气，今天已经证明，康德对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公共领域的预言是非常敏锐的。因为，这种世界公共领域只有在全球交往系统形成之后才会显示出来：
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普遍已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即一种有效的世界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注)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23
第四部分人权—从全球和内政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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