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引起人们关注全球公共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划分不同意见的事件是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而直到最近，联合国才接二连三地召开系列会议，探讨困扰全球的生态问题(里约热内卢会议)、人口增长问题（开罗会议）、贫困问题（哥本哈根会议）以及气候问题（柏林会议)。我们可以把这些“世界首脑会议”看作是一些积极的尝试，即在世界公共领域当中，专门提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同样也向世界舆论发出呼吁，至少是向各国政府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当然，我们不应忽视，这种暂时对特定问题的关注，说到底还是通过民族公共领域的结构这条渠道而传达出来的。为了让相隔遥远的参与者在同一时间就同样重要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建立稳定的交流机制，就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全球性的公共领域，甚至连欧洲范围内必要的公共领域也还谈不上。但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即非政府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或国际大赦组织等，对于建立和动员超民族的公共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们至少表明，有些行为者越来越发挥舆论的作用，他们仿佛来自一个国际市民社会，并与国家相对抗。24
康德有理由强调公众和公共领域的作用，它将人们的视线吸引到了宪法与共同体政治文化的联系上面。25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构成了自由制度立足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启蒙取得进步的手段。26当然，康德所说的“文化的发展”，“在原则上也获得极大的赞同”27；康德也期待着公开而自由的交往可以转换为启蒙的过程，并通过政治的社会化激发起一个民族的立场和思维方式。由此，康德指出，“启蒙了的人对于自己已经充分理解的善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衷心的同情”。28可是，康德的这些论点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因为先验哲学的二元论概念导致了内部与外部、道德性与合法性的区分。尤其是，康德忽视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在聪明的利益感知、道德认识和习惯之间，在传统和批判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这样一种文化实践把道德、权利与政治协调了起来，并且同时也为一种促进政治学习过程的公共领域创造了合适的语境。29因此，康德其实不必去追究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然意图，以此来解释“一种社会的病态的和谐如何能够最终变成一个道德整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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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