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柏(R.Cooper)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第一世界，关键要看边界问题是否越来越不重要，对待内在合法的多元论是否采取宽容政策；传统的内政事务在国际交往过程中是否越来越相互勾连，也就是说，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的界限是否越来越模糊；对待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是否保持敏感性；是否拒绝把军事力量当作解决冲突的手段；是否把国际关系法律化；最后还有，是否优先发展能够确保透明和可靠的安全体系的伙伴关系。第一世界仿佛是当代的子午线，可以衡量经济和文化的非共时性在政治上的共时性。这一点遭到了康德的否定，因为他在18世纪所作出的还是非历史性的思考，他也忽略了这一可以组织国家共同体并在其政策当中得到落实的现实抽象原则（realeAbstraktion)。
联合国的政策只有在消除社会紧张局势和经济不平衡的时候才考虑到这一现实抽象原则。再者，要想把这一现实抽象原则付诸实现，就要不顾世界社会的分层，至少在三个方面形成共识，即：
(a）形成一种所有成员都能分享到的历史意识，即各个国家虽然发展不同步，但依然可以和平共处；
(b)对人权的标准达成意见一致，因为对人权的解释，在欧洲人和亚洲人以及非洲人之间暂时还是有争议的； 45
(c)最后对所追求的和平状态的概念达成一致。康德当时还满足于一种消极的和平概念。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的失控而无法令人满意，而且主要是由于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迪特·桑哈斯(Dieter Senghaas)和伊娃·桑哈斯(Eva Senghaas)46认为，战争原因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念上把和平本身也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暴力的，但并非只是为了防止暴力，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不同集团和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前提条件。有效的调节既不能伤害参与者的存在和自尊，也不能损害他们的现实利益和正义感，只有这样，冲突各方才不至于在一切程序都失效的情况下重新诉诸暴力。建立在这样一种和平概念基础上的政治，可以使用军事手段之外的一切手段，包括人道主义干预，对主权国家的内部情况施加影响，以促使它实现经济独立、社会稳定、民主参与、法治国家以及文化宽容等。这种放弃暴力的干预策略有利于民主化进程，47它们考虑的是，全球日益紧密地联系在过去已经使所有国家都相互依赖，并使它们对发挥间接影响的“软”权力(包括明确实施的经济制裁）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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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