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哈贝马斯澄清了法律有效性与民主程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在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中处于强势地位，因为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之间的内在关系，意味着法律的合法性不只是保护个体自由的一项功能，也是保护参与权行使的一项功能。女性主义者尤其坚持当妇女被阻止表达自身需求，甚至出于保护目的来设计制度并分配预算时，妇女的权利并不能被保护。他们批评福利体制，认为其导致救济对象沦为了公共慈善的消极受助人。他们强调，当个体自由与那些迫切需要保护其需求的人的参与相割裂时，这种个体自由是脆弱的。如果没有参与到对需求的定义中去的话，福利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慈善，即有条件地救济那些接受对其生活施以行政监管的受助人。更广泛地说，在为承认差异而进行斗争的领域中，目标不能是出于对先前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利益而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而应该去实现充分的民主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受影响的每个人都多少投入到对需求和身份认同的定义中，并且探寻国家行为将如何促进或阻碍这些需求和身份认同。49
英译本编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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