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派别通过他们的合理商谈……认识到，不存在任何外在于他们自己视角的合理代表的立场。6
尽管如此，倘若各个派别应当能够理解他们所寻求的正义原则的意义，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委托人所要求的正义性，那么，他们就必须具备认知能力。较之那些虽能作出合理选择但对正义麻木不仁的行为者的能力而言，这些认知能力还是要更胜一筹。
当然，罗尔斯也在考虑相应地修改原初状态这一设计。在《正义论》中，他便已经对契约各方的合理性加以了限制。一方面，他们彼此毫不关心，相互之间就像“争取尽可能高的绝对分值”7的选手一样。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一种“纯粹形式的正义性”，因为他们相互应当知道，他们作为未来的公民，如果想生活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制度下，就必须恪守他们的协定。对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加以理解：各个派别在原初状态下已经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相关义务，也知道这些相关义务将决定其委托人在未来的共同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最初必须在其他的前提下展开相互之间的协商。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种协定(Stipulation)。我的问题仅仅在于：这样一种引申出来的设计是否会失去其核心，因为它和原始模式相差太远。一旦这些派别从他们的理性的利己主义窠臼中迈步出来，哪怕和道德人格只有一些简单的相似性，主观的选择合理性与相应的客观限制之间的分工也就被打破了，而这是关注自我的行为主体作出合理抉择也就是道德抉择的基础。这个结果或许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但它让我们注意到了，想用决定论解决霍布斯问题的原始意图对概念策略会产生强制性的作用。决定论的原初状态所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基本的善(Grundgüter)的引入；而这一点对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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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