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十年前，手机等数字媒体与技术还主要是被其拥有者用来传递状态，如今，数字产品与环境的个性化已经成为常态。个性化常常发生于“网络上的公共文化”中—也就是说，在这些空间中，“与个人’文化(如家庭影像、照片、日记、剪贴簿)相关的文化产物，已经进入到公共’文化(如报纸、电影、电视)领域”(Russellet al.，2008：88)。对某些人而言，要不要个性化，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方面，人们拥有了将物品与环境个性化的机会；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记住并管好与自己相关的各类数字身份。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2011)等人承认，数字个性化世界正是泰拉诺瓦(Terranova)所说的“社会工厂”的典范，商业利益正借此将个人的自我表现与社会性“殖民化”(Gopinath,2005)。在这里，社会不仅被商品化了(Andrejevic,2011)，而且通过与媒体的混合而被简单化了(Lovink，2012)。在另一些人看来，发生于在线媒体空间或经由在线媒体空间而产生的个性化有助于确定及重新定义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boyd,2011;Ellison etal.,2011;Hjorthand Kim,2005)。这些人认为，个性化相关决策正是表达自我的机遇，也是其个性的多元化表现机会，应充分利用每种设备和环境的潜能与可供性。
本章中，我们将探讨数字媒体“个性化”的出现。我们将以人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为先导，首先分析个性化是如何在这几个不同学科与学科交叉讨论中进行研究的。我们将先讨论四个重要的分析方法：技术的社会形塑(STS)/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文化研究、物质文化研究及驯化理论—这几个理论明确地分析了媒体、技术及消费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接着，我们将介绍数字环境与数字产物的两个案例研究。第一个案例探讨的是数字环境，研究(个人)历史与意义如何经由不同社交网站平台的潜能与制约而实现。第二个案例讨论了通过iPhone等平台进行移动媒体融合与品牌化的含义，分析了这些移动媒体个性化形式是如何“定居”(或被驯化)进入日常生活的。通过这些案例分析，我们反思，对数字产物与环境个性化的关注如何让我们重新面对以往的社会压力，即结构与能动性之辩、选择与约束之争，以及围绕数字化世界中开放与封闭(Lessig，2001)、发生与束缚(Zittrain,2008)、自由与控制(Chun，2006)、定制化与标准化(Castells,1999)角色而产生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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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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