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的研究方法
技术的社会形塑与技术的社会建构
虽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技术的社会形塑”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我们现在所讲的“技术的社会形塑”—史蒂夫·伍尔格(SteveWoolgar)称之为“回归技术”—应归因于几本开创性著作：《技术的社会形塑》(MacKenzie andWajcman,1985)与《技术体系的社会建构》(Bijker etal.，1987)。在技术的社会形塑中，有三种主要分析途径—实测法、可供性及社会建构主义。实测法往往与技术决定论或“媒介效应”相联系，曾引起人们对电视机、视频游戏等新媒介的道德恐慌；媒体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研究常常被称作“媒介效应”。实测法影响到了网络文化的早期发展(BellandKennedy,2000)。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与女权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雪莉·特克及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Hayles)等都是该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设想了网络的作用，就网络如何影响我们的线下生活展开了争论。然而，实测法也备受批评，因为其过分简化了技术与用户的概念。批评者认为，实测法忽略了技术与媒介使用的情境、用户参与方式的多样性，甚至忽略了媒介本身，因而忽略了用户的多面性。该方法不足以探讨用户以各种复杂方式参与到媒介中的方法与动机。
技术的社会形塑框架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是“可供性”概念，这一概念是由唐纳德·诺曼(DonaldNorman，1988)发展起来的。可供性一词借鉴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原理，除了考虑行动者/用户的体能外，也要考虑其动机、计划、价值与历史。可供性着眼于关系立场，而非个人的主观或根本立场，它试图找到一种更符合“生态学”的方法，以理解媒介与技术是如何成为—或旨在成为—用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供性方法在交互设计、认知设计与人机交互等领域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领域都着眼于开发实用的设计。
第6章 参与实践:做个性化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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