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生态与道德规范
为了了解这种建构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工艺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一书中，斯蒂格勒(Stiegler，1998)试图说明技术与语言属于同一类工具，都是构建我们自身与背景的元素，因而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分割。他声称，这是一个深刻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控制我们的可支配手段，就是控制我们将要成为怎样的人、拥有怎样的思维过程以及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这种论断是这样的：对声音对象的认识，比如旋律，是一个一个音符进行的。每过去一个音符，我们都保留着对当前音符的记忆，令任何时刻接收到的音符都具有了意义，也使我们预计到下一个音符会是什么1。过往的经历能帮助我们预测将来会接收、经历及想象到什么。然而，对这一过程产生帮助的，并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内容，还有所有曾经发生过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的“曾经在场”是认识过程的组成部分(Stiegler，1998:248)。而对这种过往的了解，只有在同样的内容重复出现时才有可能。留声机出现以前，人们并不能两次听到完全一样的声音对象。然而，有了这项技术，声音就可以无限次重复。这并不是说，我们接收到了同样的声音对象，而是指当我们第二次听到相同的旋律时，过往的经历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收听选择：这种“曾经在场”构成了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为此，斯蒂格勒认为工具是一种“助忆术”：将回忆与关注变成一种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时空“假体”；通过对自我的补充，并构筑不同的可能性而指引着我们的未来(Stiegler，1998：152，217)。不过，斯蒂格勒(2011)又指出，今天，构成我们体验的是文化产业、媒体，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将其自身的选择标准强加于我们身上，因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背景与条件。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1] 斯蒂格勒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认知论的影响，但斯蒂格勒与后者采取的方法并不同，他强调了想象力在认知中的修正作用。斯蒂格勒并未坚持想象力与认知、记忆与回忆，甚至表现与表征之间的鲜明区别，而这些区别存在于胡塞尔及康德、海德格尔等对他产生了影响的哲学家的思想中。这为他论述已经存在于我们认知与想象中的技术领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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