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起来，以将该政治层面囊括其间。
技术批判理论的部分理论框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反映在其承认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与相关的社会合理化进程，而且也体现在方法上。马克思所提出的理性系统，如市场的研究方法，可更广泛地运用于包括技术合理化在内的社会合理性批评中。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理性秩序的歧视效应，进而证明这些效应并不是源于某些外部的非理性原因，如西方意识形态、家长式统治、资产阶级的贪婪等，而是基于平等交换的理性市场机制的结果。就这样，马克思帮助设计了一种研究理性系统的批判方法，来解决实体论者提出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含义，同时承认建构主义者对某些社会历史情境的强调。
技术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获得灵感，指出技术既是理性的，同时也有偏颇。技术的设计、开发及最终实施可以被视为一个规范性过程，各种利益与价值通过这一过程被附着于技术设备与系统中。技术批判理论称之为技术的“形式偏见”，以区别于我们更加熟悉的基于个人情感与偏好的偏见类型。具有形式偏见的技术通常包含并再现了其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情境。然而，有时候，统治阶级通过对技术的干预而获得了新的影响手段。本章的结尾部分描述了几个破坏性干预的案例。
为了解释技术的形式偏见，技术批判理论运用了建构主义者的“非充分决124定性”理念，按照这一理念，某个设备的技术属性不足于决定其设计。必须让社会因素介入其间，从技术开发过程中可用的各个备选设计中加以选择。最“契合”某个特定社会情境，以及最能满足“相关社会群体”(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利益的选项，经过“稳定化过程”，最终形成该技术的标准形式(PinchandBijker，1987)。因而，技术最终采用的路径是由各种相互交叉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其中往往包括政治、文化规范、用户能动性及日常活动，以及决定论论述中引述的技术局限与经济法则。
要理解这一过程，就需理解另一个重要概念“技术编码”，这一概念可用以揭示反映设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价值与信念的技术特征，也构成了确实纳入设计本身的各种未经检验的文化假设的背景(Feenberg，1995)。我们身边充满了技术编码的案例，比如日常生活对汽车的适应，以及汽车本身对地位、污染控制及安全等社会需要的适应。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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