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环境的再创造。
查尔默斯(Chalmers,2001)、哈里森和塔塔尔(Harrisonand Tatar,2008)都对空间与场所进行了探讨，也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获得了启示。在查尔默斯看来，对某个空间及充斥于该空间的语言的符号学解释，令这个空间成为一个场所。他旨在通过符号学方法进一步拓展哈里森和杜里西在1996年提出的观点；他所使用的符号学方法研究的是：解释演绎如何影响了我们在某个空间—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的行为。哈里森和塔塔尔(2008)对场所结构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出发点是人们如何通过语言结构来理解一个场所，而语言结构又是受到社会与文化影响的。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场所互动时，对收集到的言语数据进行分析，以及用于理解场所特征如何镶嵌于语言之中。
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提议将哈里森和杜里西定义的场所概念作为其“场所框架”的基础隐喻，后者是用于分析与设计协作系统的视角(Fitzpatrick，2003);在这个系统中，场所代表着支持群体内通信与互动的结构与资源间的实存关系。菲茨帕特里克的研究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研究关系密切，展现了协作机制是如何扎根于生活情境的。
布朗和佩里(BrownandPerry,2001)对场所概念的分析，同地理学中所提议的一样，并且介绍了场所概念与不同的技术设计，即面向空间的交互系统，如电子导游系统的相关性。布朗和奥哈拉(Brown andO'Hara,2003)探讨了这一视角在另一个案例，即对移动工作人员进行的研究中的应用。移动技术评估与设计可以从这项研究中获益，因为该领域常常会忽略环境体验的各个层面。
罗西托(Rossitto)研究了移动工作如何在多个不同的地点间展开，她的研究采纳了凯西对场所营造中能动性的关注(Rossitto,2008)。她首先将场所视作一个经由环境、居民及其体验间的协同而发生的事件。而且，她认为场所是在生理、心理、历史及社会等层面的阅历。作为场所营造的一个重要层面，能动性对我们研究人类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来配置自己的环境非常重要，比如，能动性在移动技术设计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乔尔菲和班农(Ciolfiand Bannon,2005)在段义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框架，将场所看作一个自然浮现的概念，从生活阅历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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