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与各类观点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民族志在人机交互中的使用历史—这当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民族志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曾遭遇过有关其合理性、适用性等的质疑—即民族志研究到底能否算作“科学的”方法—以及有关民族志的各种变体及其合理性的争论。这些争论继而又与人们对人机交互中民族志研究接受度的争论相呼应。
实证主义，哪怕是最不成熟的形式，也表明我们应该瞄准同样可重复的、无约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虽然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者很少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这些信念已根植于他们在争论中所提出的批评或立场中也可参见惠特克等人(Whittaker etal.，2000)的表述]。按照这样的推理，研究人员应该是独立的观察者，对单个可识别的现象及能够由其他人复制的现象进行试验。这引起了人们对实验方法及可测量结果的关注。这恰好契合了人们对电脑系统适用性——即人们能否成功地完成该系统交待的某项任务，这是对于适用性的简单定义的关注。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指出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存在重要局限的理论学家之一。与物理现象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分析产生的解释也不一样，被解释的人也有自己的解释与观点。事实上，对于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意的正是这些解释。如果研究的对象是质子或电子，这些研究对象并未有自己的解释，所有解释都是随其行为而发生的。着眼于人类的研究者所研究的现象秩序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除客体外，主体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就连分析者本人的观点也无法置身其外，往往也会成为对某个环境的另一种解释。与实证主义不同，韦伯赞成领悟(Verstehen)—即理解个人行为的主观意义与目的(Sharrock et al.，1995)。
第13章 数字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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