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不属于社会学或人类学，这门学科所参考的范围深远而广泛。人机交互发展之初，先反映出心理学的深刻影响，继而又涉及新兴的认知科学领域。事实上，直到2000年之后，认知科学仍然在人机交互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方法的发展。
然而，对技术相关的人类问题感兴趣的不只是人机交互，在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产生了一类独特的研究传统与关注点，围绕对工作实践复杂性的理解而展开。不过，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从未从规模角度研究过人机交互，其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在于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技术。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的奠基性作品有《规划与情境行为》(Plans andSituatedAction,Suchman，1987)及《理解计算机与认知》(UnderstandingComputers and Cognition，Winograd and Flores,1986)，这两部作品使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领域，不再以认知为关注点，而是集中理解技术使用的情境属性。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逐渐发展为一个既着眼于根据工作场所社会属性来建造一些工具来支持工作场所的协作，又关注技术在其中的作用的研究领域。1986年，朱莉安·奥尔(JulianOrr)等作家的民族志研究发表在最早的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领域(Orr，1986)，尤其是自1989年起欧洲出现的各种其他形式中。
正是在这里，民族志及对技术的民族志研究获得了其最早的归宿之一。信息科学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虽然宽容地接受了对技术的民族志研究，但并未像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那样赋予民族志核心地位。而且，在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中，获得了稳固地位的是民族志的一种独特形式。虽然有几分历史偶然性，但常人方法论(EM)与谈话分析这一独特的分析视角是最有影响力的。常人方法论与“民族志”的相似性让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的学生有些困惑。不过，两者其实是有着鲜明的区别的常人方法论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社会秩序。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都对“成员方法”感兴趣—即普通人如何做普通的事情。常人方法论学者发展了一种考察与研究行为实施方法的传统，并且关注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行为的。这意味着，使用计算机系统的实际问题—确保某项工作正常运作的同时还在与某人交谈，边打电话边在电脑前工作—正是常人方法论学者们所习惯考察的问题类型(Butto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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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数字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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