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公司安装的电脑系统—“工作流程”系统—执行的是过于简单的印刷模式：任务确认，支付费用，进入印刷流程。在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系统无法灵活地决定该印刷什么内容；这极大地降低了印刷机的效率，甚至意味着需要雇佣额外的员工。最终，员工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欺骗系统将系统与实际印刷内容隔离开来，让系统根据“看似正确”的描述来开具账单，而实际印刷内容却与之不符。
这类发现代表了多数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研究的特点记录了复杂的工作实践在实施过程中是如何区别于支持系统的设计者对其使用的设想。电脑系统在实施时常常会损害或减慢工作进程，这一点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工作者来讲并不惊讶。事实上，或许正是对该研究的批评，才导致人们对于理解计算如何切实辅助并提升工作实践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民族志: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到人机交互
如上所述，民族志并不局限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扎波夫(Zuboff)1988年撰写的研究作品《智能机时代》就是该领域的重要先驱(Zuboff，1988)；长期以来，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也在使用民族志方法(参见：Kling,1980,1994; Markus,1983; Kraemer and King, 1988; rint et al., 1995等)；在组织研究领域，民族志的应用则更为广泛。朱莉安·奥尔的作品《漫谈机器》(TalkingAbout Machines)于1996年发表，但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部作品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技术的民族志研究；同样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还有许多(Greenbaum，1979；Suchman andWynn，1984；Orr，1996)。然而，除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之外，并未有太多研究将设计与民族志放在一起来考虑。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开始转变。其中一个变化是发生了概念转移—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研究在人机交互主会议上发表—而理查德·哈珀和保罗·杜里西等作者则对计算机科学更广泛使用民族志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许多倡议是基于对民族志的社会学理解，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常人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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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数字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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