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字对象的各种处理与非法交易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讲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为此类案例中所发生的一切的确就存在于日常生活这个社会小结构里。不过，我们也需考虑社会宏观结构。这里通过一个个人化的、普通的音乐录制案例来解释了数字化，但是对象的复制、处理、共享、发行、评论及身份管理等综合事务，与各类数字素材关系密切，而且，此类素材涉及各种各样的行为者与组织。因此，在数字基础结构中，即便是最简单的个人行为，也可能产生出牵动各个产业、研究及政治利益的产品(Castells，1996)。这些雄心壮志可能会给数字化世界中的民众带来完全不同的工作与生活条件(Harvey，1989）。这一切正是数字技术发展路径吸引社会科学家兴趣的更深层原因。
截至目前的这些讨论所讲的都是作为数字对象—即人们泛指的文件—存在的数字技术。我们虽然熟悉上面的例子，但本例涉及的仍然是非常狭义的数字技术环境概念。因而，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讨论更广义的“数字环境”。
数字环境：非物质性、虚拟世界及增强现实
当然，我们可以按照上面这几个术语来归纳数字环境的特征即与各类数字对象的关系的综合体。不过，数字“对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非物质性。虽然我们访问数字对象通常是通过一些物质渠道，如显示器、按键、指针等，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数字表征通常呈现为数字代码中的“位”和“字节”。因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设法理解行为领域物质性明显缺失的后果。
这个物质性缺失，有时是指缺少了确保人类自身与自然界连续性的活动方式，而这些日常活动，既反映了人类的能动性，也代表着人类对过程及其结果间的关系更加敏感(Watts，1971)。对非物质性的不安还体现为技术加重了工艺的退化(Sennett，2008)。过去，人们的这种担心都是源于对劳动过于专业化可能导致个体脱离了创作过程而产生疏离感的思考；而数字技术也有可能会使人脱离需要与他人接触的工作结构，从物质作用的角度来讲，这是对劳动的割裂与分离。因而，通过数字技术培育起来的“信息管理”视角可能会促使工业场所进程发生激烈的程序化或“工程化”。这继而可能意味着工作实践中非正式沟通及侧面沟通的缺失(Zuboff，1984)。与权威间的关系从达成共识转变为“告知”，这意味着，具体化的分析范畴替代了从传统社会交往形式中获得的理解。另一方面，正如布朗与杜吉德(Brown and Duguid,2000)在解释这个关注时所讲的那样，数字技术既可能被用来支持更加私密的沟通，也可能完全弃之于不顾。显然，这是社会科学家们想要理解的数字环境体验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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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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