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描述了这一挑战，指出专业工作的规律在于“方法要特别准确”：
对方法准确性的最基本要求是分析者要能识别、确认遵循、或描述某个条理清晰的地方产品的秩序，分析者必须大体了解该地方产品，对他“研究”的秩序有天生的本能的解释能力。
换言之，要对技术环境中的研究进行准确的分析，需要研究人员本身对构成这些情境的活动有一定的了解，因而要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观察或个人参与。只有学着去做这项工作，研究者或从业者才能看到并捕捉到这项研究中独特的有序特征或“现实性”(Garfinkel and Wieder,1992)。
从方法论上来讲，加芬克尔(Garfinkel，1963，1967)运用的是“破坏性实验”或论证；他故意背离人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做法，然后让主体尝试着重新恢复秩序，以此来揭示其隐含的行动准则。此类论证包括在玩井字游戏时在两个空格间的线上做标识、装作伙计来接待购物者并忽略其纠正错误辨识的每一个尝试、反复要求澄清同一句很普通的话、对于别人提出的认真咨询任意地回答是或否等。除了试探这些情景外，加芬克尔还对自然发生的“明白易懂的环境”进行了探索，突显了社会活动中隐含的行动准则，比如采访一位变性人，询问她如何自觉地做“一名普通的正常女性”(Garfinkel,1967:ch.5)或记录下天文学家们发现新的脉冲星时的谈话(Garfinkel et al.,1981)。
从其创立至今，常人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形式多样的领域(MaynardandClayman,1991)。这种多样性部分地表现为常人方法论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层面(Clayman,1995:110一111)。一方面，常人方法论批评了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称这些方法创立的理论破坏了具体社会活动的内生秩序。这种破坏性趋势产生了“基于经验的批评形式，其智力内容正好与业已确立的科学哲学描述相反”(Clayman，1995：115-116）。另一方面，常人方法论也包含建设性层面，揭示了社会学现象的一个新领域，可用于实证研究。哈维·萨克斯(HarveySacks)发现了常人方法论的这一建设性潜能，并由此发展出了一门新的实证科学。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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