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芬克尔(1967)指出，要找出具体活动中的秩序，研究人员并不需要给社会环境造成冲击的外部力量理论，也不需要引导参与者行为的内部力量理论。直接观察情境化社会活动，就能够揭示其内生秩序或局部组织机制。这种内生组织进一步展现了可供研究人员利用的一个有用特征。因为参与者本身必须向对方公开展现自身行为的有序特征，才能共同协调他们的行为，此时他们的方法也能被研究人员公开地观察到。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1)写道：“成员通过一些活动来生成并管理有组织的日常事务环境，这些活动与成员让环境可解释”的程序是一致的。”此处的可解释是指“能被观察到并讲出来”(Garfinkel,1967)或能被认出来。任何能称职完成这些社会活动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些参与者在干什么，他们完成得好、不好，还是格外突出等。
加芬克尔(1963，1967)首先分析了最普通的活动—即任何称职的社会成员都知道的活动，包括玩井字游戏、请求澄清、向店员求助、谨慎选择陪审团、与律师交谈、做一个“自然的正常的女性”等。然而，常人方法论视角并不仅限于常识与日常活动。加芬克尔及其同事在后来的研究中，将目光转向技术性更强的专业情境中的活动：天文学(Garfinkelet al.，1981)、神经科学(Lynch，1985)、数学(Livingston，1986)、逻辑(Coulter，1991)、软件开发(Button and Sharrock,1996)等。这些所谓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的关注点在于领悟所研究职业的核心内容。加芬克尔有许多学生，但他常常提到萨克斯(Sacks)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评(参见Lynch，1993:271);批评指出，这些研究“忽略了这些特殊行业的交互性”。比如，贝克尔(Becker，1963)对爵士乐手们进行的经典民族志分析，揭示了这些乐手在演奏爵士乐时的诸多言语行为，比如使用药物；但对于“演奏爵士乐”本身这项实际工作则所言甚少。沙德诺(Sudnow，1978)对爵士乐即兴演奏进行了描绘，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具体工作；加芬克尔(参见Lynch，1993:271)认为可以用这项研究来代替贝克尔(Becker，1963)的民族志研究。
对非专业人士来讲，了解天文学家或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必然是极其艰难的。社会科学家或许能够观察到令天文学家们“谈论与协作”的是什么，却不一定能看到是什么令其成为“天文学”，更无从判断哪些是“好的天文学”，哪些是“糟糕的天文学”。加芬克尔和维德尔(GarfinkelandWieder，1992：
第15章 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当前数字技术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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