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斯从一开始就想要创造一种更加严密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交互。他同谢格洛夫和杰斐逊一道，使用磁带录音，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用于分析对话中具体社会活动的内生秩序。他们运用杰斐逊(Jefferson，2004)设计的一种独特转录方案来捕捉讲话者话语中的时间关系，展示了“交互对话”是如何由部分参与者按照次序依次展开的。磁带与笔录成为谈话分析中的素材，或者说“数据”，从而引发了相关研究大量出现。
萨克斯的方法不仅偏离了戈夫曼、奥斯汀及瑟尔的方法，而且也不同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后者历来将实地调查记录作为主要的数据源。实地调查记录或许能够形成社会活动的“丰富描述”(Geertz，1973)，但尚不足以捕捉具体细节，即这些活动是如何实时产生的。梅纳德写道：
在观察研究中，读者必须依靠民族志学者的技巧与能力来获得可靠的记录，最起码的记录…用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观众能够与调研者一起检查实际数据，因而，我们可以用形式相对原始的数据来检验研究者的分析。(Maynard,1989:130—131)
尽管今天的民族志工作者往往会运用最新的记录设备来收集观测数据，但他们对参与者主观意义的持续关注，使研究同行们难以核实建立在这些数据之上的分析结论。
然而，虽然谈话分析与民族志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分歧，但许多谈话分析仍然将民族志方法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正如梅纳德(Maynard,2003:65)所指出的，谈话分析与民族志间的关系属于“有限近似”。尽管不先论证这种相关性与程序上的连贯性(Schegloff，1991)就无法简单地将“民族志情境”填补到序列分析中，但民族志还是贯穿于环境与身份的描述，对特定术语、行动阶段或过程的阐释，以及对“求知”模式的解释中(Maynard，2003：73一77)。我们可以从一份电话调研(Moore and Maynard,2002)中找到后者的典型案例。在这次调研中，对访谈录的序列分析表明，当受访者请求解释某个调研问题时，调研者始终是逐字重复问题，而不是解释。虽然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是采访者不够称职的证据，但民族志则认为，事实恰恰相反。避免对调研问题进行即兴阐释，是采访者进行“标准化、无偏颇采访”的一种方法。虽然这种做法到底是好是坏仍有争议，但对本研究中的调研中心进行的民族志调研(MooreandMaynard,2002)有助于解释为何看似难以理解的序列模式在谈话中反复出现。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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