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上对素养要求变化的研究还有待扩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革新的范畴正日益扩大，已经涉及了制度性层面，尤其是指传统的、公开的通信类型如何得到了数字技术的重塑。在艺术领域，这往往反映了数字媒介提升受众表演交互性或参与性的潜能(如Ryan，1997)，人们对具有多模态可能性的“电子文献”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学术界，电子媒介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拥有了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及新的知识组织与获取渠道，而在多模态方面的影响则略小。下面对这几个问题的评论或许能够说明数字媒介是如何引起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的。
第一个问题，即知识来源方面，出版物的(互联网)数字化与介入全球化网络的扁平化结构，已经使人们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知识结构的公开讨论中。其次，安德森(Anderson,2006)的“长尾理论”引起了人们对于互联网如何让人们接触到更罕见物品(即那些通常会消失在零售业需求曲线“长尾”中的物品)的兴趣。今天，在现实超市中无法上架的物品能够更轻易地从互联网专营市场中被找到。我们找到非畅销书籍与非流行音乐的能力常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保护(及赞扬)长尾的好处。其实，任何类型的信息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得到长尾的保护，包括学术。普遍存在的万维网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来支撑更多的作者(他们确定了这个长尾的扁平程度)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继而又引出了权威性问题：持怀疑态度的基恩(Keen，2007)已经强调过这个问题，他指出了一种危险的“业余爱好者崇拜”，因为对学术(或新闻、评论)权威性与可靠性的保护会变得更容易被颠覆。这些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是在于它关系到如何引导学生在该领域开展深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对数字素养要求的进一步扩展但这种素养包括的不仅仅是对公共知识的社会及政治结构的一般关注。
同样必须关注的还有数字对知识组织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如何设计一种便于用户进行探究与搜索的结构。数字编码信息越来越多，无疑会增加我们对理论推理的难度。当然，随着信息越来越丰富，数字搜索的工具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我们需要对这些搜索工具的权威性与搜索策略进行思考与理解。信息科学或许能够详细阐述这些属性(如Morville,2005)，但要设计并实施能够有效培养数字素养的教育过程，则需要借助于社会科学。
第2章 数字技术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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